降低部分能源原材料、生活用品进口关税

该事件要得到妥善处理必然需要借助专业人士对环境污染的性质、原因及后果等发表专业看法，而这势必已经不是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纠纷，而俨然已经变成群体性事件。

要在诉讼极度依赖科学证据的同时，又避免科学证据给诉讼带来的不利后果，转变在社会公众视野中的不良印象，树立科学证据的公信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从鉴定人角度而言。

如在美国一项民意测验中，70%被调查的法官和律师指出，陪审团认为专家证据比其他证据更可靠。3个不同的年龄判定必然引发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如何量刑等问题。这可能造成的后果是，即使鉴定意见是科学、准确的，司法鉴定程序没有瑕疵，诉讼某方当事人也可能因为鉴定结果或裁判最终不符合自身利益，而失去对鉴定或裁判的信服。3.3.2关于司法鉴定标准 司法活动应当以公正为价值取向，司法公正是其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这就要求鉴定人在实施鉴定之前就需要确认技术方法或者鉴定标准，且这种方法或标准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稳定性，以保障期待可能性的最大实现，但同时又要不断体现科学技术领域的革新。

但是限于目前司法实践情形，当事人不得径直不经申请，就自行委托鉴定。从管理角度对司法鉴定公信力进行研究是鉴定意见这种证据形式的重要内容。(11)参见劳东燕：《风险社会与功能主义的刑法立法观》，《法学评论》2017年第6期，第19页。

(24)参见马春晓：《中国经济刑法法益：认知、反思与建构》，《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3期，第49页。因此，对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的关键就在于对累积危险行为的选择与规制。相反，无论是基于经验推理，还是基于逻辑演绎，将集体法益犯罪作为累积犯的类型(累积构成要件)，这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否则，当行政管理秩序作为法益或前置法益被侵害之后，我们再通过所谓的还原论或者双层法益的层层设置来对行为进行出罪处理，只会徒增行为被入罪的风险。

因为这些抽象事物都比较模糊，所以人们不得不通过所谓的还原论来适度地限缩刑罚范围。在最终结论上，存在层面的还原论好像符合一般人的感受。

其一，反对观点认为，即使在侵害集体法益的情况下，任何独立于其他人的侵害行为也已经对集体法益造成实害。劳东燕：《风险社会与功能主义的刑法立法观》，《法学评论》2017年第6期，第25-27页。(12)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6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77-78页。(78)外来物种的入侵不仅会破坏入侵地的生物多样性，最终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引发生物安全问题，而且还会给入侵地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82)然而，深夜当街吹口哨的行为不仅与行为人的利益不具有密切的相关性，而且这种行为多是人们基于心绪的一种表达，受制于个人的情感状况。(97)参见张明楷：《避免将行政违法认定为刑事犯罪：理念、方法与路径》，《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第46-47页。又如，在损害社会制度法益的情形中，由于相互联系的规范系统在发挥作用之后，一般的局部情况的突变难以使整个制度发生变化，(49)所以，单一的侵害行为通常不会影响整体制度的有效运行。(37)这与保护集体法益的宗旨完全吻合，并且也符合人本法益观的基本设定。

总之，主张应将集体法益还原为个人法益来理解，否则，集体法益就不具有正当性的看法并不合理。[德]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吴亚可：《当下中国刑事立法活性化的问题、根源与理性回归》，《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5期，第104-107页。可以说，法益论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然而，如果被非法经营的对象是烟草、食盐、粮食等物品，那么，由于非法经营行为并不会直接危害到个人的生活利益，反而有可能对个人有利，所以刑法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集体法益。(二)对集体法益犯罪的司法异化的理论矫正 对于集体法益犯罪的司法异化现象，目前已有学者主张，在集体法益的保护中嵌入个人法益因素以作为刑法保护集体法益的门槛，即所谓的集体法益还原论思维。这说明，在这种情形下，每个人都只对自身的不法行为负责。集体法益应当与个人利益相关联，但也不至于都需要被还原为具体的个人法益。(102)参见彭文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疑难问题研究》，《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第133页。毕竟，从刑法扩张的角度来看，对累积危险行为的处罚的严厉性超越了对传统抽象危险犯的处罚的严厉性，处罚累积危险行为成了刑法扩张的极端形式。

(106)参见[德]京特·雅克布斯：《保护法益？——论刑法的合法性》，赵书鸿译，载赵秉志等主编：《当代德国刑事法研究》(2016年第1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11)然而，笔者对这样的理解存有异议。

(46)参见李川：《二元集合法益与累积犯形态研究——法定犯与自然犯混同情形下对污染环境罪严重污染环境的解释》，《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0期，第48-49页。(85)根据目前被报道的顶替入学的案件情况来看，这些案件基本上集中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

理由有：第一，如果法律不制裁某个行为，那么，人们是否就会大量地实施这种行为，从而造成破坏性后果？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无法判定这种行为是否不法。换言之，法律若要保护一个集体法益，它就必须清楚地知道应当如何描述损害集体法益的具体行为，而且它能够禁止的也仅是那样的行为。

他主张，累积的构成要件除了特别适用于对环境法益的保护外，也可适用于对社会制度法益的保护，即对经济生活制度的保护。所以说，社会制度作为集体法益而受到保护，这完全符合刑法保护集体法益的目的设定，即主要为个人人格的自由发展创造社会性条件。第二，事实上，以上反对观点之所以会认为，即使在侵害集体法益的场合，单一的污染水源行为或者受贿行为也会损害到集体法益的功能，是因为该观点将水体的纯净度以及公职行为的廉洁性视为集体法益，混淆了行为对象与法益。对此问题，本文将首先以集体法益范围的界定及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路径为主题，对集体法益的刑法保护的基本原理展开讨论。

我们不能因为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就通过文字转换技术，将公共安全理解为不特定多数人的法益，继而创造出一个没有必要的集体法益概念来扩张刑事处罚的范围。一方面，自然环境是人类的生存空间，人类通过自身的活动将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相连接而形成复合的生态系统，即人类社会生态系统。

(18)以此类推，许多被认为应当属于集体法益范畴的概念，如公众健康公众感情，其实也不是适格的集体法益，因为公众健康最终仍然会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健康上来，对公众感情的保护只是刑法惩治犯罪所产生的事实效果，保护公众感情不应被视为直接的刑罚目的。比如，在理论上，人们经常以应否禁止深夜在街头吹口哨的行为为例来说明累积效应的真实性的重要意义。

(101)虽然多数学者都认为，针对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所实施的收购、出售行为并不会侵害刑法所保护的野生动物资源法益，(102)但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是，该观点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活动应当处于国家严格的管理与控制之下。仍然以王力军非法经营案为例。

(44)参见钟宏彬：《法益理论的宪法基础》，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72-273页。只有当危险行为被持续且大量实施时，才能使集体法益的功能受到损害，即只有累积危险行为被普遍实施，才会真正地动摇集体法益的根基。同时，集体法益有一个特点，即在累积危险达到一定量之前，集体法益的功能并不会受损或者受损轻微，此时集体法益的功能依然完整。这样的单个行为就是累积危险行为。

(30)在社会学层面，人们一般不去研究宏观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群体中的具体规则，而是将中观层次的社会制度作为研究对象。(65)然而，无论是持反对态度的学者，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学者，都无法否定的事实是，这种扩张必须在理性的轨道内进行，而不能恣意发动，即必须为刑罚范围的扩张划定出合理的边界。

该集体法益具体包括对大众直接呈现的集体法益，例如文书制度、货币制度、经济制度和环境法益等，还包括作为对抗社会干扰的手段的集体法益，例如司法制度等。(77)参见张明楷：《论实质的法益概念——对法益概念的立法批判机能的肯定》，《法学家》2021年第1期，第90页。

择其要者，反对观点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敬力嘉：《实质预备犯语境下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的教义学重述》，《当代法学》2019年第4期，第131页。